周国平语录_经典语录

『写作与思考的关系』

有时候，写作推动思考，本身是或者愉快或者艰难的思考过程。

较多的时候，写作记录思考。如果在记录时基本未做修改，则那些思考或者是成熟的，或者是肤浅的。

最多的时候，写作冒充思考。当然，这样一来，同时也是在冒充写作。

我当然不是一个脱俗到了拒绝名声的人，但是，比名声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回到我自己。我必须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一个自由的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惟有保持这样一种内在状态，我在写作时才能真正品尝到精神的快乐。无论什么东西威胁到了我所珍惜的这种内在状态，我只能坚决抵制。说到底，这也只是一种权衡利弊，一种自我保护罢了。

为自己写作，也就是为每一个与自己面临和思考着同样问题的人写作，这是我所能想像的为人类写作的惟一可能的方式。

好的作者在写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决不肯仅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时也是收获。人们看见他把一个句子,一本书给予这个世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又放进了一些可靠的财富。

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凡是我不屑于放进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去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写，不管它们能给我换来怎样的外在利益。

一个作品如果对于作者自己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它就对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具有这种价值。救是任何一种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没有自救的觉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虚荣心,功名心和野心。国知识分子历来热中于做君王或民众的导师，实际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众的优伶，部分的原因也许在这里。

写作本来是最自由的行为，如果你自己不想写，世上没有人能够强迫你非写不可。对于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最让我满意的回答是：因为我喜欢。或者：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写。

我所说的独立的读者，是指那些不受媒体和舆论左右的人，他们只用自己的头脑和心来阅读，我的作品从来仅仅是诉诸他们的，我也仅仅看重他们的反应。

我写作时会翻开别人的文字，有时是为了获得一种启发，有时是为了获得一种自信。

对于表达的晦涩和明白不可一概而论。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因为内容过于艰深而造成的晦涩，也有因为作者自己似懂非懂,思维混乱而造成的所谓晦涩。同样，有蒙田、叔本华那样的既富有洞见、又显示了非凡语言技巧的明白，也有内容苍白、让人一眼望见其浅薄的所谓明白。我相信，一个诚实的哲学家，无论思想多么深刻复杂，总是愿意在不损害表达准确的前提下力求明白的，决不会把晦涩本身作为一种价值来追求和夸耀。

衡量任何精神作品，第一标准是看它的精神内涵，包括深度,广度、创新等等，而不是看它是否容易被读懂。精神内涵差，不管容易不容易懂都不好。精神内涵好，在不损害这内涵的前提下，我认为容易懂比不容易懂要好。形式往往给人以错觉，譬如说，有的作品的确非常难懂，可是你一旦读懂了，会发现它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有的作品看似好懂，可是你读进去了，会发现其实离读懂它还远得很。

从前的译家潜心于翻译某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是出于真正的喜爱乃至偏爱，以至于终生玩味之，不但领会其神韵，而且浸染其语言风格，所以能最大限度地提供汉语的对应物。这样的译著成功地把世界名著转换成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于是能够融入我们的文化进程，世代流传下去。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这样的译家是越来越稀少了。

箴言与隽语的区别，在于它的异乎寻常的重量，不管你是否理解它或喜欢它，你都不能不感觉到这重量。

有的人必须写作，是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了真理，这真理是他用一生一世的日子换来的，他的生命已经转变成这真理。通过写作，他留下了真理，也留下了生命。读他的作品时，我们会感到，不管它的文字多么有分量，仍不能和文字背后东西的分量相比，因而生出敬畏之心。

如果是出于灵魂的需要而写作，当不当专业作家真是无所谓的，一个有灵魂的业余写作者远比那些没有灵魂的专业作家更加属于文学。文学接纳一切有灵魂的写作者，不问写作是否他的职业，拒绝一切没有灵魂的伪写作者，也不问写作是否他的职业。

对于身在官场而坚持写作的人，我一向怀有极大的好感和敬意。据我观察，这样的人往往是有真性情的，而且是极顽固的真性情，权力和事务都不能把它摧毁，它反能赋予所掌握的权力一种理想，所操办的事务一种格调。一个爱读书和写作的官员是不容易腐败，也不容易昏庸的。写作是回归心灵的时刻，当一个人写作时，他不再是官员，身份和职务都成了身外之物，他获得了一种自由眼光。立足于人生的全景，他知道了怎样做人，因而也知道了怎样做官。

回过头去看，我的写作之路与我的心灵之路是相当统一的，基本上反映了我在困惑中寻求觉悟和走向超脱的历程。我原是一个易感的人，容易为情所困，跳不出来。我又是一个天性悲观的人，从小就想死亡的问题，容易看破红尘。因此，我面临双重的危险，既可能毁于色，也可能堕入空。我的一生实际上都是在与这两种危险作斗争，在色与空之间寻找一个安全的中间地带。我在寻找一种状态，能够使我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我的写作就是借助于哲学寻找这种状态的过程。

我的所思所写基本上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写出的东西才会对那些面临着相似问题的人有所启迪，从而间接地产生了影响社会的效果。

『读书』

我不认为读书可以成为时尚，并且对一切成为时尚的读书持怀疑态度。读书属于个人的精神生活，必定是非常个人化的。可以成为时尚的不是读书，而是买书和谈书，譬如说，在媒体的影响下，某一时期有某一本书特别畅销，谈论它显得特时髦，插不上嘴显得特落伍。

人生有种种享受，读书是其中之一。读书的快乐，一在求知欲的满足，二在与活在书中的灵魂的交流，三在自身精神的丰富和生长。

要领略读书的快乐，必须摆脱功利的考虑，有从容的心境。

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在他们众所周知的声誉背后，往往有一个人所不知的身份，便是终身读者，即一辈子爱读书的人。

严格地说，好读书和读好书是一回事，在读什么书上没有品位的人是谈不上好读书的。所谓品位，就是能够通过阅读过一种心智生活，使你对世界和人生的思索始终处在活泼的状态。世上真正的好书，都应该能够发生这样的作用，而不只是向你提供信息或者消遣。

智力活跃的青年并不天然地拥有心智生活，他的活跃的智力需要得到鼓励，而正是通过读那些使他品尝到了智力快乐和心灵愉悦的好书，他被引导进入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心智生活之中。

也许没有一个时代拥有像今天这样多的出版物，然而，很可能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阅读得少。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尤其必须懂得拒绝和排除，才能够进入真正的阅读。

经典属于每一个人，但永远不属于大众。每一个人只能作为有灵魂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无个性的大众，才能走到经典中去。

『书籍和电视的区别』

其一，书籍中存在着一个用文字记载的传统，阅读使人得以进入这个传统；电视以现时为中心，追求信息的当下性，看电视使人只活在当下。

其二，文字是抽象的符号，它要求阅读必须同时也是思考，否则就不能理解文字的意义；电视直接用图像影响观众，它甚至忌讳思考，因为思考会妨碍观看。

结论：书籍使人成为文明人，电视使人成为野蛮人。

读书的心情是因时因地而异的。有一些书，最适合于在羁旅中,在无所事事中、在远离亲人的孤寂中翻开。这时候，你会觉得，虽然有形世界的亲人不在你的身旁，但你因此而得以和无形世界的亲人相逢了。灵魂与灵魂之间必定也有一种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超越于种族和文化的差异，超越于生死，当你和同类灵魂相遇时，你的精神本能会立刻把它认出。

读那些永恒的书，做一个纯粹的人。

读贤哲的书，走自己的路。

『世态人情』

一个令人惊诧的事实是，奠定欧洲精神传统的两个伟人，苏格拉底和耶稣，都是被判处死刑的。不同的是，耶稣几乎未经审判，在混乱中被钉上了十字架，苏格拉底则是按照雅典民主制的法律程序，经过了正式的审判，然后被处死的。耶稣受难日成了世世代代基督徒的神圣日子，苏格拉底受难日却从来没有人纪念。

这倒不奇怪，这位哲学烈士是不能被神化的，除了像他那样爱智慧之外，别无纪念的方式。

海涅有一首诗，写他梦见自己做了天主，天使们围绕着他，赞美他的诗艺，请他吃糖果糕点。可是，他觉得这种天堂生活无聊透顶，便决定利用天主的权力让自己开心一番。于是，他显示奇迹，让柏林城里下起柠檬汁的雨，街沟里流着上等葡萄酒，然后看那些假绅士们拥到街上，对着水沟牛饮，把马路舔得干干净净。他们心里想的是：这样的奇迹不会天天发生的。

如果我做天主，我能想出什么样的恶作剧呢？如今，在我们这里，真绅士少，假绅士也少，多的是赤裸裸的自私和贪婪。如果显示海涅想出的那种奇迹，我不会看到相同的有趣场面，只会看到贪官和奸商勾结，恶警和地痞联手，封锁马路，垄断水沟，坐地分赃，甚至割据火并。

到处供奉财神爷，供奉福禄寿三神，世上有哪一个民族如此厚颜无耻地公开崇拜金钱，坦然于自己的贪婪？

恐怖主义的本质不是某种极端的政治,宗教或民族立场，而是不管从何种立场出发，把残杀无辜平民作为向敌对者申述其立场的手段。采用这种手段的当然是敌对双方中处于劣势的一方，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给予任何同情，而必须毫不含糊地宣布一切此种行为皆是非正义的，反人类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比起和真正的敌人战斗来，杀害平民过于容易，因此这种卑鄙的做法很容易被仿效。恐怖主义一旦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得逞，它就不会有国界，必然蔓延开来。所以，无人对它可以袖手旁观。

名人面对公众的两种姿态：作秀，即迎合公众的趣味，把自己打扮成讨人喜欢的样子；装蒜，即回避公众的审视，文过饰非，做出天真无辜的样子。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病症是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一方面导致权力的腐败，另一方面导致市场的无序。因此，惟有让权力退出市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腐败和市场无序的问题。

在各色领袖中，三等人物恪守民主，显得平庸，二等人物厌恶民主，有强大的个人意志和自信心，一等人物超越民主，有一种大智慧和大宽容。

公园里，一个人迎面走来，正打着手机，和我擦身而过。我只听见了一句话：货到还要十天我忽然想到，对于有些人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只是两个字：货和款。哪怕在风景美丽的公园里，他们也只说着这两个字，只做着这两件事。

某个存车处附近停了一些自行车，车胎全被扎了。我从这个现象中看到了法与非法的混淆不清。

沉默是一口井，这井里可能藏着珠宝，也可能一无所有。

孤独是因为内容独特而不能交流，孤僻却并无独特的内容，只是因为性格的疾病而使交流发生障碍。

通过自嘲，人把自己的弱点变成了特权。对于这特权，旁人不但不反感，而且乐于承认。

谁都是这样：逝去了的，永远不能追回；经历着的，又不愿放弃；留恋过去，却不肯用现在交换。

与平庸妥协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心爱的人离你而去，你一定会痛苦。爱的激情离你而去，你却丝毫不感到痛苦，因为你的死去的心已经没有了感觉痛苦的能力。

一位朋友说：我觉得我总是处在两面镜子之间，那是我的两个自我。它们互相对映，无论朝哪一面看，镜像都是无限的，使我非常累。我常常问我的另一个自我：你究竟要我干什么？

只有一面镜子的人是安宁的。两面镜子互不相干的人也是安宁的。而他，他自己便是自．己的迷宫。

『个人态度』

在这个世界上，惟有孩子和女人最能使我真实，使我眷恋人生。

看见可爱的景物,东西或者女人，我就会喜欢，这喜欢是自然而然的，我不能也不想硬让自己不喜欢。但是，我喜欢了就够了，喜欢了就是了，我并不想得到什么，并不觉得因为我喜欢就有权利得到什么。

想到世上有这么多好书，我肯定来不及读完了，心中不禁悲哀。

人世间最让我留恋的，便是好书和好女人。

我的确没有野心，但有追求。就现在所得到的东西而言，外在的方面已远超过我的预期，内在的方面则还远不能使我满意。

当我做着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别人的褒贬是不重要的。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正业副业之分，凡是出自内心需要而做的事情都是我的正业。

我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但我的自信恰好达到这个程度，使我能够不必在乎外来的封赐和奖赏。

我曾经也有过被虚荣迷惑的年龄，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看清事物的本质，尤其还没有看清我自己的本质。我感到现在我已经站在一个最合宜的位置上，它完全属于我，所有追逐者的脚步不会从这里经过。我不知道我是哪一天来到这个地方的，但一定很久了，因为我对它已经如此熟悉。

一个人单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能确保衣食无忧，无须为生计去做不情愿的事，这真是人生莫大的幸运。我尝设想，倘若中国仍是从前的样子，个人的命运基本上取决于权力的大小和钩心斗角的胜负，我必定至今仍是一个倒霉蛋。所以，我真心感激市场经济。我不是为市场写作的，但是，市场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给一个不是为它写作的人也提供了机会。

我早就养成了自主学习和工作的习惯，区别只在于，从前这遭到非议，现在却给我带来了名声，可见名声是多么表面的东西。

如果没有这些名声，我就会停止我的工作了吗？当然不。这种为自己工作的习惯已经成为我的人格的一部分，把它除去，我倒真的就不是我了。

我的生活中充满了变故，每一变故都留下了深深的刻痕，而我却依然故我。毋宁说，我愈益是我了。我不相信生活环境的变化能彻底改变一个人，改变的只是外部形态，核心部分是难变的。

我突然想到，我这个不信神的人，其实是很有宗教感情的，常常不自觉地用末日审判的眼光来审视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为一切美好价值的毁灭而悲伤，也许这就是我常常感到忧愁的根源吧。

不过，事情仍无关乎道德。譬如一棵树，由于季节的变迁和自身的必然，那些枯萎的叶子迟早是要掉落的。如果树有知觉，它便会为这些枯落的叶子悲哀，但它无法阻止它们的掉落。

我的人生观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真性情。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轻。

问：在学者,作家、哲学家这些身份中，你认为自己更属于哪一种？

答：我更愿意把自己看做一个思想者和一个写作者。

问：你现在可说是名满天下，你自己如何对待你的名声？

答：顺其自然吧。名声永远是副产品，可有可无。过去我没有这些名声，也不觉得缺了什么。迟早有一天，人们会忘掉我，那时我也不会感到不安。

善演讲的人有三个特点，而我都缺乏。一是记忆力，名言佳例能够信手拈来，而我却连自己写的东西也记不住。二是自信心，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老生常谈也能说得绘声绘色，而我却连深思熟虑过的东西说起来也没有信心。三是表现欲，一面对听众就来情绪，而我却一上台就心慌怯场。

每当我接到一张写满各种头衔的名片，我就惊愕自己又结识了一个精力超常的人，并且永远断绝了再见这个人的念头。

我的生活中没有用身份标示的目标，诸如院士,议员、部长之类。那些为这类目标奋斗的人，无论他们为挫折而焦虑，还是为成功而欣喜，我从他们身上都闻到同一种气味，这种气味使我不能忍受和他们在一起呆上三分钟。

极其自信者多半浅薄。对于那些在言行中表现出大使命感的人，我怀有本能的反感，一律敬而远之。据我分析，他们基本上属于两类人，一是尚未得逞的精神暴君，另一是有强烈角色感的社会戏子。和他们打交道，只会使我感到疲劳和无聊。

在我看来，真正的使命感无非是对自己选定并且正在从事的工作的一种热爱罢了。遇见这样的人，我的血缘本能就会把他们认作我的亲兄弟。

我在两种人面前最克制不住傲气，一是功名利禄之徒，二是自以为是之辈。